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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磬的形态研究

作者:   来源 :时时彩平台_新疆时时彩开奖号码_新疆时时彩走势图_【官方直营】   发布时间:2018-01-31   点击:

〔内容提要〕本文对石磬,这一中国音乐史中礼乐合一的乐器进行了宏观的考索。通过对石磬本体形态要素,即形制、纹饰、铭文、测音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各类石磬的形态特征、石磬形态的发展规律,这些对全面认识石磬是非常有益的。这种研究抛弃了原有石磬的分类方法,对古乐器的研究方法来说是个创见。

〔关键词〕乐器,石磬,形态,形制,纹饰,铭文,测音,乐器分类法

一、引论

石磬简称“磬”,是一种板制体鸣击奏乐器,在中国古代的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石磬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就已进入原始人类的生活,研究石磬对了解中国远古的音乐生活非常重要。

在中国古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中,磬居石类,朱载堉在其《律吕精义》中称作“石音之属”【1】。作为原始时代仅有的几种乐器,磬是重要的击节乐器,它的产生早于其它象金类、丝类乐器是显而易见的。关于石磬的早期记载有《礼记·明堂位》的“叔之离磬”、《世本》的“无句作磬”等神话传说,说“离磬”是“叔”这个人制造的,“无句”会制作磬。“叔”和“无句”注家大多以为是尧舜时人。这虽无据可考,但这透露了我国远古即有磬的制作使用的历史。我们祖先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他们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可发出悦耳之声的“鸣球”,以之敲击来为舞蹈击节助兴。这一现象被记载在《尚书•益稷》中,即所谓“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这里的“石”即“石磬”,说明石磬在当时已作为原始乐舞的一种击节乐器。这种乐舞是否就是原始的祭祀活动,尚无定论,但磬作为较早礼器出现在祭祀活动中是有记载的【3】。

由于磬在祭祀活动中日渐显出其突出的地位,统治阶级也渐渐地加入这一乐器的研制中,并将这一乐器视为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金石时代,还对当时石磬的悬架有明确的等级区分,如:国君――四门都悬挂钟磬,名为宫悬;诸侯――去其南面的钟,名为轩悬;卿大夫――只挂于东西面,名为判悬;士――只许悬磬,而没有钟,名为特悬。悬磬方向不同名称亦有差异,在东方曰笙磬,列西方曰颂磬。[4]由于历代帝王的追逐,加快了石磬艺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编磬。

编磬是注重石磬这一打击乐器音高的使用意义的,在先秦时期,编磬获得空前发展。从出土实物看,在交口窑瓦村等编磬上已经形成完整清晰的五声音阶,后出现可旋宫转调的大型编磬,如曾侯乙编磬。配合音乐方面的发展,石磬上开始出现了乐律铭文。石磬上的铭文(包括乐律铭文)记录了石磬使用的具体情况,是重要的早期文献资料。有的铭文非常系统、详尽,如曾侯乙编磬,又加上同墓所出编钟的音响印证,一个有明确音列、有六种架悬法的、可任意在十二个均调中转调的先秦古乐器出现在中国音乐史中(李纯一1983:8~24)。除了音乐方面的发展外,制作时的外部装饰变得越来越考究起来,象江陵彩绘编磬,器上雕刻精美的立凤,栩栩如生,又着以彩漆,这些色彩到出土时还清晰可见,足见当时制作的华美【5】。这种精美纹饰和铭文在清宫系列石磬上仍可发现,描金龙纹编磬以龙和云为图案,雕刻技术精湛,并着以金黄色美饰其线条,使得金龙造型精妙绝伦;石磬上还阴刻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当时的制作情况及随月用律的乐律铭文情况【6】。这些铭文记载了石磬使用时的一些具体情况,算是对文献记载的具体补充,也是对探索石磬在形态方面的发展给予的实物证据。

从以上可看出在以往的石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主要在石磬的文献考证、历史分期等方面。随着石磬的不断出土,如曾侯乙墓编磬、洛庄汉墓编磬等,使得这一课题正不断走向纵深。本文则取石磬形态的视角对有出土资料记载的石磬进行研究。

“形态”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形制和状态”(辞海编辑部1979:1861)。“形制”是指外在的具体要素;“状态”是指内在的无形的因素。“石磬形态研究”,主要是从石磬的形制、纹饰、铭文、音律等“外在”要素,对有出土资料记载的石磬进行归类、研究,力图探索出石磬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从这些石磬的本体要素出发,进行各种类型石磬特征的概括、总结,以期对石磬的形态作一宏观的考索。

二、石磬研究的现状

1、音乐史中的石磬研究

较早在音乐研究中涉及石磬的当归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各方家的音乐史著作中论及各朝代乐器时均有对石磬的研究。从文献角度对石磬进行校诂研究的有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1930:4~10)、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57:53)、薛宗明的《中国音乐史·乐器篇》(1990:173~189)、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998:21~24;47~48)等。

既从文献又结合考古发现进行研究的,如:李纯一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远古乐器”一节中,引述传说和卜辞中的石磬,论证了它必有其悠久的历史,并对石磬的发展作了一些推测(1958:10);在殷商时期举安阳武官村虎纹大石磬和安阳永啟石编磬为例,论证了石磬“为旋律乐器是勿庸置疑的”(1958:24~25)。与李纯一论述相似的有廖辅叔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其中对原始社会石磬使用情况进行了一些推测(1964:4);对春秋时期安阳武官村的虎纹大石磬、故宫藏安阳永啟编磬进行了简述,认为此编磬可能不是全套,古人对音阶的认识还没达到标准化的程度(1964:16)。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后吸收进《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里。《史稿》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一节,对磬的名称进行了考源(1980:11);在夏商时期一章中,对武官村石磬及故宫藏永啟编磬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甲骨文中“声”字作了分析,认为其象手执槌击磬的情形(1980:23~24)。夏野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的远古及夏商乐器中对石磬的起源作了考释;对永啟编磬上所呈现的三音列,认为可以推见出当时常用三音列所组成的曲调,与此之前的专家观点有异(1989:9);“周代乐器中石磬朝着编磬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比较完美的旋律乐器”(1989:30),与黄翔鹏等“编磬只作为骨干音使用”有别【1】。其他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结合进行研究的还有吴钊、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1983:4;28~29);金文达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1994:68;71~72;76)等。从这些著述中的论证方式看,他们都是将石磬放在各朝代中进行的。

2、专题研究

a、石磬分期的专题研究。对石磬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要归功于对之所进行的专题研究,这样不再使石磬的研究仅仅依附于其它课题。李纯一在《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1996:30~64)中运用了大量的篇幅、详备的资料,首先对石磬进行了系统的分期研究。他把上古石磬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特磬、商代特磬、殷周编磬、东周编磬和汉代编磬五大时期,对各期内的石磬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1]新石器时代的石磬是由夏人创制,是北方音乐文化区系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击乐器;早期石磬的“因声就材”、工艺比较原始,但都是实用击乐器,为后世石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石磬与鼍鼓共存,说明是象征权威的庄严礼器。[2]商代特磬不论在型式方面还是选材和制造工艺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完全定型,更没有规范化,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特磬的大小总是和主人的身份的高低大致成正比的,说明它们并非单纯的乐器,还具有权利和地位象征即礼器的意义。[3]殷代编磬达到了精准的音准、优良的音质、美好的外观,型式依然存在盲目性,初步做到“因声计材”;西周编磬在IV3a式的基础上发展的:股长、鼓宽短提高了稳定性,制造工艺进步,表面磨锉,悬孔用管钻,磬型达到定型化、规范化,一组编磬可增加到十件,不少于五件。[4]东周都是编磬,出土地点已向南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型式一律是直边拱底的凸五边形,已经全面的规范化、格式化,编磬铭文有标音和纪事两类,组合按照五声宫调式模式组合,曾侯乙编磬则按照“徵-宫”和“羽-商-角”的模式组合,编磬在东周已经发展到高峰阶段。[5]汉代编磬铭文有磬名、音高、编次三项内容,磬面有施纹饰的传统,型式以IV型为主。可以说,李纯一在上古石磬的分期研究中是全面而细致的。与之相类的还有方建军,他在《考古发现先商磬初研》(1989a:82~89)、《商代磬和西周磬》(1989b:36~42)两文及后来出的专著《中国古代乐器概论》(1996:44~56)中,将石磬分为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东周、汉代五个时期。

b、分类研究。李纯一、方建军等对石磬的研究除了分期研究外,还将之按形制进行了分类研究,但其分类研究是依附于分期之后的。李纯一先生将石磬的形制分为直背(横条形、竖条形)、折背(凸五边形、梯形)、弧背(鯨头形、鲷头形)和倨背(钝角、凸四、凸五<平、拱、角底>凸六)四大类型(14种小的型式),对各个时期的石磬进行了型式的如上归类。方建军将新石器时代特磬分直顶、弧顶、折顶、倨顶四类;商代可分为与新石器时代相同的四类,但均有发展变化;西周时期型式有弧顶和倨顶两种,形制已基本定型的规范化阶段;型式为倨句、股鼓分明,底部呈凹弧形的倨顶型磬;汉代磬形制基本沿袭东周,但不如东周那样广泛。

c、地理分布、制作工艺、测音及功用等问题的研究。李纯一之观点在各期中如上所述,此不重复。方建军认为新石器时代石磬都位于黄河流域;商代磬多数位于河南安阳殷墟;西周磬主要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东周磬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较多,中原和江南各国流行;汉代是一些明器磬,实用磬很少。功用上他认为包括乐舞伴奏和祭祀礼器两种。在测音方面,他认为东周石磬音高均在小字二组,并指出,这些特磬是在一定范围内的音高基础上,“因声就材”加工而成的;商代石磬测音表明: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和限度内,殷人已初具标准音高或绝对音高的观念;编磬一般组合为3件。东周都是编磬,这些石磬有调音的技术痕迹;编磬组合以10件和13件为多。在制磬工艺方面,方建军认为商代打磨兼之,开始出现纹饰,形状较厚大;西周磬的制造开始“依声计材”,工艺得到改善和提高;东周编磬均为磨制,作孔用管钻。

d、对某一特定专题的研究。除了以上专家从宏观的角度对石磬进行的专题研究外,尚有部分专家对某一特定的专题如某一处石磬进行的研究。如王滨、贾士强在《五台县阳白遗址龙山特磬及相关问题》一文中(1991:44~50),通过对山西五台县阳白特磬的出土情况、年代的推定、形制和制作工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认为:[1]从石磬上固定的敲击点看,特磬在当时已有正面(敲击面)和背面之分;与后世的石磬悬挂方式相比,鼓部在前、股部在后是一致的;敲击工具当为硬度较大、体积较小、一端有钝锥状突出的形式较为固定的石锤,这可从敲击点的疤痕大小、深浅来推测。[2]在石磬的祖源问题,作者认为石磬当为石制类生产工具,其“直系祖先”当为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长方形单孔石刀,这与修海林的观点相类似(2000:31)。[3]在石磬的功用问题上,作者认为,主要用于氏族和部落内部举行的“丰年祭”等重大宗教庆祝活动,这说明特磬在当时“各地氏族”内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的存在了。[4]作者还创造性提出石磬用途的三个发展阶段:生产工具崇拜或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通神施法工具→象征宗教权力的礼器→礼乐器性质进一步强化。

项阳在《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调查与测音分析》一文中(2000:58~64),通过对山西出土的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普查与测音结果的分析,认为:[1]山西商以前的特磬最主要的特征是这种石磬随意性较强,工艺以打制为主;而商代特磬在制作工艺上则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石磬的形制上也逐渐趋向规范。[2]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与两周时期的石磬相比,其石质呈多样化的特点。[3]在石磬的功用上,作者认为在当时虽然具有节奏乐器功能,但由于其存在有固定音高和音色,说明它最主要的还是应该作为信号乐器存在的,成为凝聚一个家族并区别于其他家族的信号标志。[4]在测音的分析上,作者认为当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诸如一个部落、一个氏族成员内,应该有较为固定和相对统一的绝对音高标准。

3、从乐器考古的角度对石磬进行梳理的当数各省市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分卷的陆续出版,这一资料性的工程将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按各省地区整理,并将石磬集中一起列出,备有较详细的考古文字记述、图片、测音数据,方便了广大研究者。本论文的研究即是在此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对当今石磬研究中的局限性浅析

反观这些论述,笔者发现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在论述石磬的方法上,都是将这一出土石磬,按考古确立墓葬的时间段放入其所处的朝代中进行的,这种用朝代更迭的次序对一种乐器进行的分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1、朝代时间界限确定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课题。如对夏商周的断代,史学界早已众说纷纭,最近,我国“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就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将我国有纪年的历史(即夏代的初始年代)由公元前841年,向前推到公元前2070年,商代初始年:B.C.1600,二里头文化1~3型:B.C.1900~1500;齐家文化:B.C.2050~1915;夏家店下层文化:B.C.2000~B.C1500。由此,原来按朝代分法所收录的石磬,现在的朝代年限变了,与之相应的石磬也也肯定会发生的变化,那么,原来的研究成果也就要重新考虑是否适用。可以这样想见,随着以后历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早期历史纪年可能还会变化[1]。如此,以朝代更迭对石磬进行的分期也就明显有其局限性了。

2、石磬作为一件既可能是乐器又可能是礼器的、或是二者兼之石器,其发展是否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本身也很难确定,那么,在朝代中对其进行形制、功能、纹饰、音高等方面的定性,本身又存在局限性,自然会对结果的意义产生怀疑。

3、中国地大物博、地域广阔、文化多元、发展极不平衡,又加上古代的交通工具的局限,交流存在很大的困难,如果将某一时间段的器物放在一堆进行研究,其本身的标准就不统一,得出的结果也自然有其局限性。

4、统一的朝代分期法,使各家研究的范围相对狭小,思路也太定式化,只能在小范围内“修修补补”,大致内容均多重复,使得研究始终无法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也就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等有其局限性。

5、石磬年代的确定是依据其所出土墓葬的年代所定出的,这件石磬是否就是当时所作,也不一定,其亦可能属于传世品而后陪葬的。那么,将其放入出土墓葬的年代进行相关的研究,也不妥当。

6、还有对汉以后的石磬研究,业界很少涉及到,这对石磬的全面研究也是不足的。

石磬作为一件礼乐合一的器物,在古代有其特殊性,要想真正地了解它,必须深入其内,不可旁溢太多,否则,太多的政治因素会使研究及表不及里。要想真正研究它,必须只关注石磬的本身,即将具有形态大致相同的一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才能真正地走近些!因为形态相同的石磬可能在特征上会有更多共性也。这些都是笔者关注了当今石磬研究形状的一些深入思考。

四、石磬的形态研究

当中国的先民们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的时候,周围满是广袤无垠的神秘世界,对神灵渴乞的美好心愿转化为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音乐。击节之器――石磬也许在先民的心中是一个个美好的神话,正是这种神话创造了中华之文明,而这一个个的石磬就像一个个凝固的音响,传达着上古的音韵。早期石磬呈现出性格迥异的造型,这种造型是否在告诉我们当时“音乐的物化形态”和“以不同的方式,凝聚着音乐文化的诸多观念、心理上的东西”(修海林2000:15)呢?显然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因为历史活动中的音乐,通常还会借助各类艺术的载体或符号反映出来(同上:15)。那么,石磬形态方面的相同特征可能就反映了观念或心理上的共性。这跟原始社会“浓烈的图腾崇拜和动物崇拜”的社会背景是相吻合的[2]。所以,考查石磬艺术形态的变化就可以更接近于石磬内在本质,即由石磬外部造型、纹饰、铭文、音律等的考查,来深入分析石磬艺术的内在特征及其发展线索。这就是笔者所以要做“形态”考索的动因,在此就我的石磬分类方法给予一些说明。

本着着力于关注石磬本体形态特征,笔者提出按石磬所呈现的形制模式,参考其它因素如纹饰、音律等重新考虑石磬的分类。这样分类,好处是便于将各个不同年代、文化期内的石磬都按形制的外部形态特征划分为一类,以期考查这种类型石磬的特点及审美情趣等。我们知道,中国地域广博、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古代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使磬的制作技术的传播可能在一个区域长时间滞留,从而使这个地区的石磬制作技术长期停留在其原始的状态;相反,一些地方由于受到新思潮、新工艺、新音乐现象、发展了的音乐理论等的冲击,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在石磬的制作上“突飞猛进”。通过形制等石磬本体因素的标准来分类,有望对相同形态的石磬归为一类进行研究,以期更加贴近石磬这一器物的本体,寻得石磬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出其发展动因、线索。按此标准将石磬分为:模糊型石磬、变革型石磬、稳定型石磬和美饰型石磬四类。

从表1分析,早期石磬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出土的件数较多),人类的文明在打制工艺的时代积累了对石磬形制制作的初步概念,取得了音响上的选材方法,逐步形成石磬的使用方法和功用。这时的石磬以单个的特磬为主,音乐方面的作用主要把它当作节奏乐器,这种石磬的外形多变,没有统一的形制,共同点是在“脊背部”有一个对钻的用于悬挂的孔,笔者将之命名为“模糊型石磬”,意欲说明这一类型石磬在形制的探索上是模糊的。

表1: 模糊型石磬一览表(测音单位:音分;倨句:度)[1]

磬       名

形 制

文化断层

制作

出土地点

测音

倨句

纹饰

股鼓情况

时代

备注

夏县西夏冯特磬

类长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夏县

#f2+46

素面

不明显

底较平直

夏县东下冯特磬

鱼形

东下冯类

打制

山西夏县

#c1

素面

不明显

商前期

同上

闻喜南宋村特磬

类长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闻喜

#g2+28

素面

不明显

新石器

低微弧形

中阳谷罗沟特磬

类长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中阳

b1+19

素面

不明显

新石器

低微弧形

襄汾大崮堆1号

类长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襄汾

#d3+33

素面

不明显

新石器

磬胚

襄汾大崮堆2号

类长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襄汾

c4-23

素面

不明显

新石器

磬胚

潞城鱼形特磬

鱼形

商代文化

磨制

山西潞城

#a1-24

素面

不明显

不等四边

阳城灵泉寺特磬

类长方形

商代文化

打制

山西阳城

d1-20

素面

不明显

 

灵石旌介特磬

类长方形

商代文化

磨制

山西灵石

g1

素面

不明显

商晚期

 

榆中马家石磬

类梯形

齐家文化

打制

甘肃兰州

b+38

素面

不明显

新石器

低略拱

五台阳白特磬

类梯形

龙山文化

打制

山西忻州

d2-8

素面

不明显

略有股鼓

安阳虎纹石磬

类鱼形

殷墟时期

磨制

河南安阳

#c1

虎纹

不明显

商后期

制作精美

安阳小屯虎纹磬

三角形

殷墟晚期

磨制

河南安阳

 

虎纹

不明显

 

妊冉入石石磬

长方形

殷墟时期

磨制

河南安阳

#a2-11

铭刻

不明显

打磨光滑

巫山双堰塘石磬

类菱形

商周

打制

四川巫山

 

素面

较明显

商周

制作粗糙

禹州阎砦石磬

类五边形

龙山文化

打制

河南禹州

d4+27

素面

较明显

表有磨光

郑州小双桥石磬

类梯形

商前期

打制

河南郑州

#g3-12

素面

不明显

 

喀喇沁锦山西府

鱼形

夏家店

打制

内蒙古

 

素面

不明显

共有5块

喀喇沁锦山府磬

类长方形

 

打制

内蒙古

 

素面

不明显

 

大司空村鱼形磬

类梯形

殷墟二期

磨制

河南安阳

g3+23

鱼纹

铸成鱼形

大司空村991磬

类六边形

殷墟二期

打制

河南安阳

#c2-42

素面

不明显

 

安阳虎纹石磬

长方形

商晚期

磨制

河南安阳

虎纹

商晚期

阴刻虎纹

殷墟1769墓磬

长方形

商晚期

磨制

河南安阳

a2+24

鱼纹

商晚期

形象逼真

殷墟93墓石磬2

类半圆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素面

 

殷墟93墓石磬3

类五边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f2,b2

160

花纹

不明显

磬体一面

绘有白色

动物花纹

殷墟93墓石磬5

类五边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a1,#g2

140

花纹

不明显

殷墟93墓石磬6

类五边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f2,c3

135

花纹

不明显

殷墟93墓石磬2

类五边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e2,#g3

素面

股鼓一线

殷墟701墓石磬

扁长方形

殷墟四期

打制

河南安阳

b,f2

素面

甲字大墓

殷墟妇好墓石磬

扁长方形

殷墟四期

磨制

河南安阳

 

纹饰

不明显

刻鹦鹉纹

郭家庄160墓磬

倒梯形

殷墟三期

磨制

河南安阳

#g2,#a2

素面

 

安阳石磬.0085

长方形

殷代

磨制

河南安阳

a1,d1

素面

殷代

长期使用

安阳石磬.0084

五边形

殷代

磨制

河南安阳

a1,#f2

120

 

股鼓分明

殷代

倨孔偏鼓

安阳殷墟石磬

类五边形

商代晚期

磨制

河南安阳

#c1,a1

120

素面

不明显

 

淅川下王岗磬(2)

类三角形

西周

打制

河南淅川

#a4+44

素面

不明显

西周

 

从表2分析可以发现,由于磨制工艺的发明,使石磬的制作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倨句,虽然形制还是呈现多样的型式,但磬体的厚薄较前一种形制均匀起来。由于加工工艺的改进,音色也较纯正、美妙,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人们在追求乐器本身的内在音乐性方面获得了思想上的发展。这一类石磬的形制正在朝着后期的倨句分明、股鼓清晰的形制方面迈进,笔者将其命名为“变革型石磬”,是说这一类石磬在形制上还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也说明它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形制发展方向。

表2  变革型石磬一览表(测音单位:音分单位;倨句:度)

磬       名

形 制

制作

出土地点

测音

倨句

纹饰

股鼓情况

时代

襄汾特磬

五边形

雕琢

山西襄汾

g1-38

165

素面

股鼓分明

新石器

偃师二里头磬

五边形

打制

河南偃师

g2+39

132

素面

股鼓分明

二里头文化

平陆前庄特磬

类梯形

磨制

山西平陆

#f1-28

165

素面

股鼓分明

 

安阳永啟石磬

类鱼形

磨制

河南安阳

bb2

 

铭刻

股鼓分明

安阳夭余石磬

类鱼形

磨制

河南安阳

c3

 

铭刻

股鼓分明

安阳永余石磬

五边形

磨制

河南安阳

be3

 

铭刻

股鼓分明

五峰花桥头磬

 

打制

湖北五峰

#c2-6

 

素面

股鼓分明

五峰花桥头磬

 

打制

湖北五峰

#c2+17

 

素面

股鼓分明

宝鸡上官村磬

五边形

磨制

宝鸡

e2-18

135

素面

股鼓分明

西周晚期

扶风云塘石磬

五边形

磨制

陕西扶风

#a2+39

135

素面

股鼓分明

西周晚期

扶风齐镇石磬

半圆形

打制

陕西周原

#f2+47

素面

股鼓分明

西周早期

周原招陈乙区编磬

五边形

磨制

陕西周原

 

135-140

夔纹、鳞纹

股鼓分明

西周中晚期

秦公1号编磬

类五边形

磨制

陕西凤翔

#d4-16a3-3

#c3-17g2-66

119-135

铭文

股鼓分明

春秋中期

宝鸡贾村塬上官村矢国墓磬

五边形

粗磨

宝鸡

be2

135

素面

股鼓分明

西周晚期

曲村晋侯墓磬

五边形

磨制

山西曲村

#g1-29,#f29

 

素面

股鼓分明

西周

石磬获得大发展还得等到乐器制作工艺的重大进步,理论著述《周礼•考工记》中详细的制作方法是音乐工匠长期积累的经验总结[1]。由乐器的制作与设计所反映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编钟、编铙、编磬这类旋律化乐器的产生(修海林2001:17),这些技术使先秦的钟磬之乐达到辉煌,曾侯乙编磬是这一石磬中的代表。从表3分析发现,这一形制的石磬完全具备了作为一种乐器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单单作为一件礼器:形制基本统一,制作技术趋于成熟,音高概念比较明确(有乐律铭文和测音为证),形成了明显的音列结构:有的已有了完整的五声音阶音阶,如交口窑瓦村编磬;有的可进行大量的旋宫转调,如曾侯乙编磬。这一类型以编磬为主,使乐器的音乐性得到充分的体现。鉴于这类石磬在形制上的统一、规范,音乐性方面亦有明显的音阶结构,所以,称之为“稳定型石磬”。

表3:稳定型石磬一览表

磬       名

时代

纹饰

备注

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编磬(13)

春秋晚期

素面

2,4,7,9,11-13号磬哑

河南淅川下寺10号墓编磬(13)

春秋晚期

素面

1,6,9,10,12,13完整

河南东周编磬(9)

东周

素面

4号磬哑

河南洛阳中州路编磬(10)

春秋

素面

 

陕县后川2041号墓编磬(10)

战国

素面

2,5,9号磬哑

陕县后川2040号墓编磬(10)

战国中早期

素面

倨孔有磨痕,当为实用器

河南洛阳解放路编磬(23)

东周

素面

 

上蔡商父之徵石磬(1)

 

铭文

 

山西曲村晋侯8号墓编磬(10)

西周中期

素面

器形规整,磨制,为不完整一套

山西曲村晋侯邦父墓编磬(18)

春秋早期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底弧形

长治分水岭269号墓编磬(10)

春秋中期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底弧形

长治分水岭270号墓编磬(11)

春秋中期

素面

扁长形,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底弧形

长治分水岭14号墓编磬(22)

战国

素面

分两组各11件,大小相次,股鼓博内敛

临猗程村1001号墓编磬(10)

春秋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底弧形

山西太原赵卿墓编磬(13)

春秋晚期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似,大小相次,底弧形

侯马上马5212号墓编磬(10)

春秋

素面

为一组,声音晦涩,形似,大小相次

侯马上马1004号墓编磬(10)

春秋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似,质地细腻,声音脆

山西万荣庙前58M1编磬(10)

春秋晚期

素面

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倨顶形

长治分水岭127号墓编磬(20)

战国

素面

分两组,形制相似,大小相次,底弧形

山西翼城河沄村编磬(9)

东周

素面

磬体多处调音锉磨,靠近弧部,实用器

山西浮山杨村河编磬(9)

战国早期

素面

制作精细, 磨光,大小相次

太原金胜村88号墓编磬(10)

战国早期

素面

有青铜礼器60余件,形制不甚规范

太原金胜村673号墓编磬(10)

战国早期

素面

形制相同,大小相次

山西交口窑瓦村编磬(10)

战国

素面

质地坚硬,有陶、铜、骨、石共30件

山西屯留车王沟编磬(10)

东周

素面

制作粗糙,形制相同,大小相次

山西闻喜邱家庄编磬(10)

东周

素面

质地坚硬,制作精细

山西青石编磬(8)

战国

素面

 

曲村侯马工作站藏编磬(6)

战国

素面

非完整一套

襄汾赵康2号墓编磬(12)

战国

素面

分两组

临猗LC1号墓编磬(8)

春秋

素面

残损严重

长治分水岭25号墓编磬(10)

春秋晚期

素面

分两组叠放,底呈弧形

夏县西其里编磬(3)

东周

素面

为不完整一套,有磨锉痕

闻喜邱家庄编磬(4)

战国

素面

为不完整一套

侯马新绛柳泉编磬(10)

战国早期

素面

似有残缺

临猗程村1002号墓编磬(10)

春秋

素面

分两组从小到大排列

潞城潞河编磬(10)

战国

素面

股鼓倨句清晰,底呈弧形

丹徒北山顶编磬(12)

春秋晚期

素面

曲尺形,底边呈弧形

邳州九女墩3号墓编磬(13)

春秋晚期

花纹

磬体有红色花纹,弧曲较小

邳州九女墩2号墩1号墓磬(12)

战国早期

素面

制作精细,底弧形,股二鼓三

徐州北洞山编磬(14)

西汉早期

素面

使用了较为先进的工具,巨大墓葬

邳州鹅鸭城编磬(6)

春秋

素面

腐蚀较重,未开倨孔,当为磬坯

随州擂鼓墩2号墓编磬(12)

战国中期

素面

磬体比例不甚统一;同出编钟36件

江陵彩绘编磬(25)

战国

凤鸟

彩绘精美、流畅生动

江陵天星观1号墓编磬

战国中期

素面

同出编钟、笙、瑟、虎座鸟架鼓、磬架

古先齐厔等石磬(3)

战国

铭文

棱角清晰,面黑亮,不少于8或10件

随县曾侯乙编磬(32)

战国早期

铭文

同出编钟、笙、瑟、虎座鸟架鼓、磬架

石磬发展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在石磬的探索上尚有余力,在秦火之后,他们将石磬的观赏性逐渐加强。从表4可以看出,首先,这一组石磬在形制上取悦于当时人们的视觉(折尺形),随即又在石磬上纹饰精美的图案,勾勒自己所追求的信阳或崇敬。有的表现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图腾主题;有的表现具有民族精神主体的图案,如:碧玉描金龙纹编磬和描金云龙纹玉特磬,把龙的精神绘制的惟妙惟肖,体现清朝帝国以龙的精神为支柱,从而以此自居的大国形象。这一形制的石磬逐渐脱离了作为一种乐器而存在的意义,走向观赏、走向装饰、走向更为少数的群体,多为奢华的地主阶级和贵族所独有,所以,这一组石磬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功用,音列的混乱,说明石磬已经抛弃了先秦时期作为一件乐器存在的功用。由此,笔者将这一种磬命名为“美饰型石磬”。这类石磬形制上又呈多样性,音列结构模糊,可看出它们主要功用不在演奏音乐之用,而为祭祀礼仪等活动服务。

表4:美饰型石磬一览表

                                 倨句单位:度(°),测音单位:音分

磬       名

形 制

作工

产地

测音

倨句

纹饰

备注

描金龙纹玉特磬

钝角矩形

磨雕

清宫

 

120

绘金云龙

12块用于12月

仲吕特磬

同上

磨雕

清宫

 

120

铭刻云龙

用于4月

碧玉描金龙纹编磬16

同上

磨雕

清宫

 

120

绘金云龙

为中和韶乐而作

通州舒缨磬

曲尺形

铜铸

北京

 

90

股饰兽面纹3组,近博

 

新疆玉磬-1

夔龙

雕琢

乌鲁木齐

d3-30

 

棱角分明的夔龙型凸起

 

新疆玉磬-2

云朵

雕琢

乌鲁木齐

d2+44

110

素面,但云朵型外观

 

常熟特磬

素面

磨制

常熟

d3+10

111

 

 

广汉三星堆石磬

素面

磨制

广汉

 

100

对称曲尺形,有悬磨痕

 

绵阳永兴陶编磬(7)

素面

磨制

绵阳

 

120

对折曲尺形

同墓出陶编钟7

涪陵石磬(2)

铭文

磨制

涪陵

g2-25

90-3

对折曲尺形

“仲尼”“衛”

成都文庙编磬(29)

素面

切割

成都

 

102-43

对折曲尺形

 

德阳孔庙编磬(12)

铭文

切割

四川德阳

 

 

不对折曲尺形

铭文以纪事为主

彭山石磬

曲尺形

磨制

彭山

 

96

对称

 

三台文庙编磬(4)

曲尺

切割

三台县

 

 

不对称,厚薄同

 

三台文庙石磬

曲尺

雕琢

三台县

d2

90

对折曲尺形,股鼓博圆形

 

沁阳刻文石磬

类三角形

磨制

河南沁阳

 

火焰状云纹、睫毛纹

宋代之磬

汝州琴形玉磬

古琴形状

磨制

河南汝州

f2+32

阴刻琴弦、徽、岳山

宋代之磬

武威文庙石磬

折尺形

磨制

甘肃武威

 

110

通体黑漆

运城“泗滨浮磬”

葫芦形

铁铸

山西运城

#a、c1

对称束腰葫芦形,顶有孔

明清

运城玉磬

折尺形

铜铸

山西运城

 

对称,雕变形龙纹

明清

延安庙沟村泗滨浮磬

折尺形

磨制

陕西延安

#f2+20

105

铭文“泗滨浮磬”

天津青玉磬

五边形

磨制

天津

#g2+31

155

不规则五边形,有2孔

汉代

大明坤宁宫磬

折尺形

磨制

鄂州市

 

90

鼓上侧有阳文楷铭

明弘治十年1497

江陵文庙编磬(8)

折尺形

磨制

荆州市

 

115-135

磬面有铭文[1]

光绪三年(1877)

乾隆御制玉磬(4)

折尺形

磨制

湖北

见下

120

磬面有铭文

乾隆26年(1761

五、小结

本文通过石磬的形态研究,对石磬进行了宏观的考索,对之也获得了较系统的印象。这种研究抛弃了原来以政治朝代的更迭来进行分期的研究方法,而只对石磬形态的进行分析研究。“模糊”、“变革”、“稳定”、“美饰”等石磬的区分方法重点在形制,兼考虑有纹饰、音乐方面的性能等石磬艺术形态本体因素的多重考虑。从总体上来看,它们有时间的先后顺序,但在前两类石磬上,时间概念是模糊的。这就是说,笔者并不以时间的先后来进行石磬的分期或分类的。通过四类石磬的研究,我们得出了各类石磬的形态特点(见上,此不重复),也很容易发现石磬发展有以下规律:形制上:多样→统一→多样;纹饰上:粗线描摹→细线描绘、着色→金线描绘、更注重构图;铭文上:“纪事” →“纪事”、“乐律”(音乐) →“纪事”、“乐律”(祭祀);音律上:无绝对音高→有音列→音列混乱。这种规律的得出是得益于关注石磬本体要素的结果,笔者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其它种乐器上去。

 

参考文献

辞海编辑部 1979:《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方建军

1989a:<考古发现先商磬初研>[J]北京,《中国音乐学》Ⅰ。

1989b:<商代磬和西周磬>[J]北京,《文博》Ⅲ。

1996:《中国古代乐器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1990:《中华文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冯光生,徐雪仙  1984:<战国曾侯乙编磬的复原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北京,《文物》Ⅴ。

韩宏 2003:<破解稀世青铜珍宝——陕西眉县27件珍贵青铜器出土的前前后后>,上海,《文汇报》[J](3-6<12>)。

湖北省博物馆

1972:<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编磬及其相关问题>[J]北京,《考古》Ⅲ。

1981a:<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J]北京,《音乐研究》Ⅰ。

1981b:<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J]北京,《音乐研究》Ⅰ。

1989:《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2:《曾侯乙编钟研究》[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黄翔鹏1979:<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J]北京,《文物》Ⅶ。

1990:《传统是一条河流》[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溯流探源》[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金文达 1994:《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李纯一

1958:《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M]北京,音乐出版社。

1981:<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J]北京,音乐研究Ⅰ。

1983:<曾侯乙墓编磬铭文初研>[J]北京,《音乐艺术》Ⅰ。

1985:<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J]北京,《音乐研究》Ⅱ。

1994:《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上古乐器综论》[M]北京,文化出版社。

廖辅叔 1964:《中国古代音乐简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刘再生 1998:《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彭吉象 1997:《中国艺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清]蒋廷锡 1985:《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磬部》[M]北京,中华书局,巴蜀书社。

[清]阮元主持校刻 1980:《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社。

裘锡圭,李家浩 1981:<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J]北京,《音乐研究》Ⅰ。

沈知白 1982:《中国音乐史纲要》[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饶宗颐,曾宪通 1985:《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孙继南 1993:《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滨,贾志强 1991:<五台县阳白遗址龙山特磬及其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音乐学》Ⅳ。

王光祈 1957:《中国音乐史》(下册)[M]北京,音乐出版社。

吴钊,刘东升 1983:《中国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夏野 1989:《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项阳 2000:<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调查与测音分析>[J]北京,《考古》Ⅺ。

修海林,王子初 2001:《看得见的音乐——乐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修海林 2000:《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许之衡 1930:《中国音乐小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薛宗明 1990:《中国乐器史·乐器篇(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杨荫浏 1953:《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上海万叶书店。

1980:《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

1983:<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J]北京,《考古》Ⅰ。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

1996a:《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b:《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c:《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d:《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上海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e:《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天津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f:《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6g:《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998:《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2000:《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C]河南,大象出版社。


 


【1】朱载堉在《律吕精义》有大段论及石磬,标题即是“石音之属”。(转引自蒋廷锡:90020)。

【2】《尚书·益稷》:夔曰:“嘎击鸣球……”“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修海林2001:4)

【3】《礼记·明堂位》:“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阮元:1487)

[4] 此说见于《周礼•春官》。(饶宗頤1985:1)。

【5】关于彩绘图案请参阅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编磬及其相关问题》(1972:3)。

【6】关于描金龙纹编磬铭文及纹饰请参阅《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湖北卷》(1996c:80~81)和《北京卷》(1996a:24~26)。

【1】黄先生说:“三音音列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用来突出音阶的、调式的主干音,用作辅助主旋律进行的手段。”(1979:17),在其后接着提出“骨干音”的说法(1979:20);后又有李成渝创造性地提出“西周、春秋以来,钟、磬都只演奏骨干音,旋律部分由丝、竹担任。”(1993:90)

[1] 如在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带铭文的青铜器物,专家认为这批青铜器物的出土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将起到检验的作用,是断代工程的新突破。(韩宏2003:3-6〈12〉)

[2] 彭吉象和王庆生在《中国艺术学·中国传统艺术精神》(1997:400~401)中有详细的关于中国传统艺术在外形上追求的论述,这是与原始宗教崇拜最主要的是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由此,中国传统艺术的“形态传统”渊源很早。

[1] 本文数据除特别注释外均出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在一一注明。

[1]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叁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修海林2000:24)这段文字较精确地描述了磬制作的各部分尺寸及如何调试音高等远古制磬技术。

[1] 1、2、5、6号磬分别铭文:姑洗、无射、应钟、林钟,背面均铭“光绪三年制”;3、4、8号磬无铭;7号磬铭文:南吕特磬,另一面无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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